——兼与汪先生、颜先生商榷

　　前段时间，看了《杂文报》2012年8月3日第5版发表的唐山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汪先生的《寻找好杂文》，后来又看了牡丹江市作协主席颜先生发表于9月28日《杂文报》第6版的《写让为政者读得下去的杂文》，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很想一吐为快。

　　汪先生文章关于好杂文的其他条件都概括得很精辟，只是其第4点——杂文要让“上边认可，符合领导要求的‘主旋律’”，让人不敢苟同。而颜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很直接地提出了与汪先生这一“条件”相似的观点。鄙人以为，杂文（时评也一样）如果按照这样的“要求”写，那就将误入歧途，最终使得自己的头上戴满“紧箍咒”而丧失思想锋芒，丧失创新，丧失生机。

　　首先，领导的“要求”，或领导要求的‘主旋律’，或所谓“让执政者读得下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实在是太难以让人把握了。因为，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甚至不同时间的“领导”们，爱好、眼光、心胸各有差别，你让杂文作者们去琢磨谁的心思呢？比如，既有努力“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被称为中共大陆建政至今最可让民众直言不讳点名批评、承受的公开批评也最多的总理——温家宝，也有因记者拍了自己作报告时“低着头、闭着眼、形象不佳”的照片就恼怒地将记者“辞退”的北京某区邓姓区长；既有颜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些可能较为开明的领导，有决意“在解放思想方面杀出一条血路”、“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的汪洋主政之下的广东，可也有仅发几句打油诗就将作者野蛮抓捕“劳教”的薄熙来主政之下的重庆……那你说，杂文作者们该瞻哪一个“领导”的“马首”呢？

　　其次，喜好被赞美，讨厌被批评，本是人性之劣根。即便是奥巴马，09年在上海演讲谈到互联网自由时，也坦承“作为美国总统，有时候我倒希望信息传播得没有这么自由，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老是听到别人批评我”。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顽固傲慢与内心脆弱无以复加的国度，视批评者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比比皆是，更有“专家”在官媒撰文公开声称批评者、反对者就是新的“敌对势力”。所谓“主旋律”，在很多地方基本就是对权力对体制歌功颂德的代名词。而杂文以批评权力、批评体制为主，如果杂文作者时刻以被批评者要求的“主旋律”为准则，那如何下笔？试想当年的鲁迅，如果时时刻刻以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胃口为写作尺度，遵从符合国民党政府“要求的‘主旋律’”、“写让为政者读得下去的杂文”等条条框框，还能有后来“中国现代杂文奠基者”的成就吗？

　　当然，汪先生之所以那样说，也是为了让杂文能“有报刊敢公开发表出来”，不然所说的“一切就都是空话”。这个理由的确非常现实，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下很多地方对批评言论的钳制确实很严厉，而且时有反复，但不同时候不一样，南方与北方不一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钳制者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中，也越来越色厉内荏：以前他们还敢发文发函明示对某人或某文“禁言”，现在则不但不敢，打电话都不敢被录音。况且，言论空间的扩大既要靠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推进，也要靠作者们编辑们的敢于承担与努力不懈的点滴拓展。而且，时代的进步也总是需要一些人率先具备牺牲精神，而且很可能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如南方系的程益中、笑蜀诸君那样。

　　民国时期都有信奉并践行“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戴天仇，即戴季陶）的勇士，你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赤膊上阵”的做法，但这样的精神，如今的中国是否也该具备一点点？（顺便说一句，《杂文报》如果也能担此殊荣，则定会为未来的历史记下光彩的一笔，而鄙人私下以为，编辑中可担此殊荣的，第一应推李确编辑。当然，《杂文报》也已有几位编辑“被光荣”过，在此顺致敬意。）

　　还有一个问题是，发不出去怎么办？鄙人以为，当今世界早已不是纸媒官媒一统天下的时代，我们某一篇真话即使说了纸媒不敢发，也绝不会等于白说。网络、外媒，可发的地方多得是。另外，“报馆”被“封门”了，作者、编辑们的饭碗怎么办？也是现实问题。但市场经济发展至今，民间力量不断发育壮大，社会对这样有胆有识的勇士的接纳，正越来越不成问题，李昌平、程益中等人就是光荣的先例。

　　其三，杂文到底写给谁看，这个问题也确有必要再探讨一下。按颜先生的“写让为政者读得下去的杂文”观点，杂文首先是写给为政者看的了。可能颜先生文中所提到的那位领导较为开明罢，但于此相对应的一个尴尬事实是，由于“屁股决定脑袋”， 即便你怎样地将“苦口良药”巧妙包装成可口的“糖丸”，很多官员对杂文类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厌恶。记得《杂文报》前几年发过一篇文章（作者、题目我都忘了，好像是苏中杰先生的），大意是，杂文时评的很多观点，讲的其实都是简单的常识，更有很多根本就是在不断重复那些基本常识。很多“为政者”也早已不是不懂这些常识，而是囿于既得利益，他们对这些常识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极力排斥或刻意扭曲！在如今这样一个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隔阂甚至对峙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杂文时评到底写给谁看，写作者有时确是需要作“二选一”的。

　　所以，杂文时评首先并不仅是写给为政者看的，她更多的是启迪民智，是写给普通人看的。“为政者”如果能喜欢看杂文当然最好，中外历史都已充分证明，官智先开，并且官员的行事与施政能以政治良知为导引，改革开放特别是真正的政治改革由官方主动推进，社会进步的代价要小得多，进程也要平稳得多。但囿于垄断特权等既得利益，权力者的改革意愿总是有限的，所以底层的觉醒与来自民间的必要压力与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在很多国家（地区）都是如此。也因此，奉行“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办报宗旨的《杂文报》，更应将读者群定位为普通民众。

　　《杂文报》自改制以来，为不断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作了很多努力。愚以为，“作协”等体制内一些功底深厚、笔法老辣的老作家，固然应该重视、团结，他们给《杂文报》提供了很多上乘之作，但因此也带来的“叫好”、“喜”“赞”等“主旋律”之声不断，则叫人忧虑。而思想新锐的余@杰、焦@国标、傅国涌、许@志永等人的作品再难看到，“老”而常新的王栋生（吴非）、张镇强等先生的文章也很少看到了，一些影响很大的网络博客新锐则是更少在这里看到。这固然也有作者本人写作、投稿及文网制约等因素，但总归是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