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玩”杂文
           ——黄一龙访谈录

《杂文选刊》记者  张  迪
，记者：黄先生，您年逾七十四岁，仍在创作杂文，大量作品被报刊选用、转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与杂文结缘，至今不缀。请问您和杂文不离不弃的动力何在？

黄一龙：在我国历史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辉煌的年代，其时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国家民族曙光在前。所有关心人民命运与前途的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推动这个进程。那时我虽年过半百，也不敢辞老迈迟钝位卑力薄，努力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期望有助于这个伟大的进程。以后时移事易，就更不敢放弃这样的努力，在社会真相面前放弃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职责了。这就算是“与杂文不离不弃的动力”吧。
附带申明一下：我实在没有写过“大量”作品。刚才数了一下，自1983年5月起，到今年9月，二十四年间我一共在纸质媒体上发表杂文三百六十二篇，约百万字，少于多数作家一年的工作量，也少于坊间三四本杂文集的篇幅。真不好意思！

记者：您曾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当代地方史，在一些资料中了解到，您对修官史的看法：“一言之立层层请示，一事之隐终身不安”，因何发此感慨？

黄一龙：谢谢您注意到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它的前一半却不是抒发“感慨”，而是陈述事实。我当时职在记录历史，但是对于什么能记什么不能记，却不能全由我的。请看直至现在，对于每天发生的“当代史”，不是依然时有种种规定不得报道吗？我所能尽力争取的，只是不在上面“层垒”新的谎言，却无力追寻某些不得探求的真相。这其实也等于说谎，何能无愧于心！所以我至今不弃此笔，希望能以合法的形式，剖析一点谎言，宽解我的不安。

记者：您在谈到您的杂文理念时说：“我以为杂文就是‘喊痛文’。遇见人间不平，心痛如同身痛，就喊出声，是为杂文。”现在这种理念是否有所变化？

黄一龙：惭愧惭愧，这个说法恐怕过于简单，虽然从根本上说，我至今觉得并无大错。它的缺点是对杂文的“文”的部分少了界定，忽视了它的审美（丑）功能。那么，上面的命题，如果在“是为杂文”前，加一句“让不平制造者抵赖不得，”您看是不是更全面一些呢？

记者：您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以后奉调从事青年工不当过青年团成都市委的宣传部长。现如今批评七八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声音不绝，您对这些青年学生有何种看法？

黄一龙：要是有什么事必须批评青年学生的话，我以为八十年代的学生和他们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应当列在最后，责备也该最轻。在那两个十年里，我看见民主和科学的“五四”大旗在一批又一批献身理想追求真理的青年手中传递，总是无限感动。我多么希望在豪华远胜当年的校园里，今天依然能够看见这样的身影啊！
记者：如今是网络时代，您也在多家网站开有个人博客。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媒体的发展发达对杂文传播产生的影响？

黄一龙：网路媒体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维护公民说话权和知情权的成本，当然也惠及杂文作者和读者。不言而喻，它同时也增加了管制它们的成本——可惜以货币表现的这种成本，仍噢年过个供噢年根须公民支付；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以为会计学家应该对使用公共财产为限制公民权利买单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上加以记载，登入“资金来源”的“应付款”项，以便把帐做平，且供后世查考。自然，这也未始不是杂文家评论的对象。

记者：大作多文笔犀利且不乏幽默，行文自如，体现了丰厚的学养。我刊有很多杂文写作爱好者，作品玲珑俏皮有余而深度不足。对他们，您有怎样的建议？

黄一龙：我想得首先说一句：如今不少中青年杂文家早已后浪推前浪，成为我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见识和文采更在未曾入流的鄙人之上。与此同时，也确有您说的“玲珑俏皮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文章。考其原因，除了任何文体的习作者不免稚嫩的通病以外，对于杂文写作来说，我以为弊在“玩”杂文。杂文作为社会批评的文体，不是“玩”出来的，没有对于社会弊病的沉痛感受，是写不好的；杂文作为社会批评的艺术，也不是“玩”出来的，没有对匹平对象的透彻观察，也是写不 好的。杂文之“俏皮”，之引人发笑，仅仅在于作者把堂堂的谎言屁股上的尾巴指给公众看，而不是自己当众扮鬼脸。费心地在楚楚衣冠之下找出那根“尾巴”，大约就是您说的“深度”吧？在这方面，我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愿与和我一样正在习作的青年朋友们共勉。

                                                          《杂文选刊》（下）2007年11期